王元林在山西静乐县双路乡的娃娃们眼里是个“可怕之人”，一看到他，不会走的娃娃就哭，会走的娃娃就跑，若是哪家的娃娃淘气得厉害，当妈的只要吼上一声：“再淘，打针的王元林就来了！”任哪个娃娃立刻就会乖下来。
王元林对此颇有点骄傲。“娃娃们怕我，是因为我和他们接触多，接触少，他们不会害怕。”
双路乡有15个村子，6000多口人，过去最多的时候一年出生140多个孩子，现在平均一年的新生儿是44个。自从24岁当上乡里的防疫员，王元林在37年的时间里接种疫苗20多万人次，全乡接种率100％，没有发生过一起疫苗纠纷。
这个娃娃们眼里的“可怕之人”却是一直松不下气，按照国家规划免疫程序，一个儿童需要接种的疫苗种类从过去的4种，增加到了现在的14种，他感觉自己的心每天都绷得像根绳。
随身携带“密电码”
一大早，王元林准备出门。今天，他要去南黄纬村给一个1岁半的娃娃接种麻腮疫苗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，在填写的密密麻麻的疫苗接种记录中，仔细核对着这个娃娃的名字、所在村、父母姓名、曾经接种时间、地点、疫苗名称，以及每一次疫苗的批号、有效期、产品地和生产日期等。
像这样的小本本，王元林几十年来积攒了一大口袋，被乡亲们称为“密电码”。手上这本是最近的记录，上面显示，今年截至5月份，全乡已有365个孩子打了疫苗。他说：“有了这些疫苗接种的第一手资料，既避免了重复接种，也不会漏种。”
王元林把“密电码”装进随身的上衣口袋，接着打开墙角立着一台专门用来存放疫苗的白色的齐洛瓦冰箱，检查确定温度在2至8摄氏度的正常范围后，小心翼翼地取出将要接种的麻腮疫苗，装进一只便携式冷藏箱，再加进两块人造冰，背上肩，疾步出门。
在王元林看来，每一次接种疫苗，都须如履薄冰地小心，任何一个环节的闪失，都可能给一个娃娃、一个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痛苦。
他总忘不了今年3月的一天，去南沟村为村民赵小龙的娃娃接种B型流感疫苗。他走了15里山路赶到村里后，发现娃儿面色发黄，怀疑在发烧。可娃儿的母亲对此毫无察觉，念叨着王元林跑了一上午，坚持让他给孩子打上一针。王元林耐心向她讲解疫苗接种是有禁忌的，当孩子发烧时万万注射不得。他帮她找来村医，经检查，娃儿的确在发烧，当场就打了退烧针。
几天里，王元林一直惦记着这个娃儿，当他得知娃儿康复了，又步行赶了近3个小时的路来到南沟村，给娃儿补种了疫苗。
“哪怕有一丝隐患，也不能随便接种！”这是王元林铁的原则。
每一个娃娃第一次接种疫苗，他总要反复向家长询问娃儿的身体情况，吃鸡蛋有无过敏。疫苗接种后，又反复嘱咐家长，娃儿因疼痛挣扎出汗，不要马上抱到院外吹风；娃儿短时间内发热是正常现象，用白酒在腋窝下擦一擦就可退热等。
今年4月的一天，王元林给村民李天亮的娃儿接种了乙脑疫苗。两天以后，李天亮打来电话，说孩子上吐下泻，问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。王元林仔细查阅了接种记录，认为孩子的病应该与接种疫苗无关。他安慰家长不要焦急，并建议他到县里给孩子做进一步检查诊断。李天亮抱着孩子到县里一查，才知道孩子患了肠胃炎。
多年来王元林形成了习惯，每次接种后，都要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告诉家长，请他们与自己保持联系，有疑惑或者异常，尽快联络沟通。他还常常主动给家长打电话，听到孩子平安无事才放心。
“山西疫苗事件”后，老王专门去了一趟县疾控中心。他想问清楚是不是疫苗有问题，问清楚了没问题，他才放心回来继续接种。王元林说，接种率得上去，但必须建立在安全注射的基础上。
山路弯弯走到老
跟王元林上了路，才更知道他的艰辛。通往南黄纬村是一条十几里长的山谷，崎岖起伏。
双路乡的14个村都像这样散落在大山深处，有两道沟，一道梁，站在最远的黄纬山上，能看见县里的灯光。 王元林出诊近的要走5里、远的要走20里。他不会骑自行车，再说，自行车在大山里也骑不成，所以他的出行全靠两条腿，肩上还背着一个10多公斤重的冷藏箱，每个月算下来至少要走200多里山路，就这样走了37个寒暑春秋。
王元林说：“咱们这儿不像城里，都是上门服务。我的工作就是腿也得忙，嘴也得忙。”
山区偏远，信息闭塞，山里人对疫苗接种的意义和作用了解不多，尤其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类疫苗从最开始的4种发展到14种时，许多家长都不理解。王元林每次到村里都要给家长耐心讲解疫苗知识，从疫苗的名称、作用，到孩子接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等，常常苦口婆心讲两三次群众才能懂。
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漏种疫苗，王元林采取多种办法对孩子数量进行摸底排查，避免漏种。有的家长不说实话，他就蹲守在小学校，向老师打听，问孩子实情。有些家长不懂糖丸是干啥的，王元林刚给孩子喂食，转身他们就从孩子嘴中把糖丸抠了出来。王元林发现后一面耐心解释，一面看着孩子咽下去后才离去。
兰家山村一位家长认为孩子好好的没有病，说什么也不愿让孩子接种疫苗。王元林三番五次登门做这位家长的工作，说明接种疫苗的好处。这位家长是个倔脾气，与王元林吵起来，王元林坚决不肯放弃，请来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过来一起劝服这位家长，直到他同意给娃娃接种疫苗。
还有一次，王元林遇到了一位聋哑母亲，由于交流困难，不管老王怎么解释比划，这位母亲就是不让给孩子打针。王元林只好找来她的邻居，用哑语向她讲述疫苗的作用，这位母亲终于明白了，高高兴兴让娃儿接种了疫苗。
为了大山里的孩子健康成长，王元林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。几十年来，不管刮风下雨下雪，就是生了病他也坚持出诊。他的妻子李桃枝想到这些就抹泪。
5年前的一天，王元林患感冒高烧39摄氏度，吃药、打针都不见好，他躺在床上心里却想着10里外砚湾村该接种疫苗的娃娃。李桃枝劝他别去了，王元林却说不行。他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退烧药，出门了。太阳当头，山高路陡，王元林两腿直发软，背着的冷藏箱像是有万斤重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终于坚持到砚湾村给娃娃打完防疫针，回到家，天已经大黑，他进门便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李桃枝一摸，额头滚烫滚烫。
王元林还因为走山路落下了腿疼的毛病，那是4年前的一天，天刚亮他就动身到北黄纬村接种疫苗。走到半路天忽然下起了大雨，在爬一个大陡坡时，一不留神滑倒在地，左膝盖重重地摔在了石头上，疼得直钻心。他挣扎着从泥水中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坚持到村里给孩子接种了疫苗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左膝一走路就会疼痛。
王元林每个月都要自行设计一张“疫苗接种行程表”，哪天去那几个村、先去哪个村、后去哪个村，表上都有标注，看后一目了然。“行程表”来自王元林的“统筹意识”。他说，这种“表”不仅方便自己，而且方便群众掌握他出行的时间。“乡亲们不是每天都在家。我定个规划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就知道我哪天要去家里，到时自然就在家等我了。”
一辈子端着“小集体”
王元林终于来到了南黄纬村要接种疫苗的娃娃李宇方家，大人在等着他，看门的一条大黄狗向他摇着尾巴。他笑着说，狗儿也认识他了，因为他老是穿着同一件上衣。
这是一件藏青色四个兜的中山装制服，是做裁缝的二女儿给他做的，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，也是他出门接种疫苗时才穿的“礼服”。他说，穿上这件好衣服，一是卫生干净，二是走哪里狗不咬，人世间是爱怜贫弱，狗眼里却是嫌贫爱富。他有些儒雅地笑了。
王元林1973年从静乐县卫校毕业回到家乡双路，在乡卫生院做了一名防疫员。37年来他既不是事业单位编制也不是干部身份，但作为防疫员却被收回了地，家中口粮全靠妻子的6亩责任田。“我们这种‘小集体’编制刚开始每月工资26元5角，后来加到36元，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涨到每月60多元，一挣就挣了20多年，一直到2007年，县里给增加到220元，到2008年又涨到370元。”王元林平静地讲述着增资过程。他的职称是医师，今年61岁了还在继续工作。因为他属于国家正式编制外的“小集体”性质，有无退休，怎么退休，还是一笔糊涂账。 从南黄纬村回来，王元林换下了出诊的“礼服”，去了山脚下那三间住了30多年的破旧老屋前，老屋下雨漏水，已不能住人，里面有两张土炕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，还有一只爷爷留下来的木柜，再就是一口装粮食的瓮。一直到两年前王元林和老伴才从这里搬到了女儿女婿的家。他空闲时，喜欢回来看一看，毕竟这里留下了他大半生的时光。
早些年，他也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，一个月能挣下他几个月的工资，可一看到山里那一个个娃娃，他的心就软了。他记得年轻时，在每个村都能看到一两个因天花脸上落疤的老人，山沟里还发生过霍乱，几十人在瘟疫中死去了。
“做防疫这件事得有颗公益的心，看到自己的辛苦换来那么多娃娃的健康，心里就安慰了。”王元林憨憨地笑着。
“我对生活水平要求不高，比早年饿肚子强就行了。别人买，咱能不花就不花。”王元林家的老电视一直到前年还用着，去年卖了，换了一个洗衣服用的不锈钢大盆。现在的25英寸的国产新电视是卖了大大小小11只羊换来1050块钱买的，是家里所有家当中最贵的。
回想往事，王元林最伤心的是他的两个女儿都因为当年家境贫寒没把书读下来，大女儿只上了小学6年级就辍学，二女儿初中没读完就外出打工去了。她们现在虽然都已经成家，但作为父亲，他对她们有无法弥补的愧疚。
在双路乡，许多家庭里两代人都是王元林接种的疫苗，全乡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他的，人人感恩他的好，同情他的苦。二女儿、女婿在外打工挣下钱回家盖房子，乡里前村后邻都来出力，大工不收钱，小工更不收费。乡亲说，元林为咱双路乡的娃娃们搭上了一辈子的好日子，能帮他一把，是良心哪！
双路乡的人们现在最忧虑的是，眼看王元林老了，如果他干不动了，谁能接他的班？谁又愿意接他的班？
在王元林家中，收藏着他荣获的从省到市到县等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荣誉证书，但这些证书都和他37年的奉献一样，改变不了他端的“小集体”这碗饭。“小集体”是什么？它不仅仅意味着低工资，还意味着，等你老了，你以前做过的都像一阵风似的散了，没有人再对你负责。
“我只想有尊严地为自己防疫员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。”王元林古铜色的脸膛在大山的夕阳中，如一尊雕像。
